背景

最近去了濮阳上了几天书记员面试课,班里总共25个学生。开课的头两天我发现,班里的学生绝大部分都用苹果手机,一些同学还戴了苹果手表。他们穿AJ、萨洛蒙、始祖鸟的鞋子。我就突然有了疑问:他们这样的生活水平,为什么要报工作量大、月薪2000元、没有编制的书记员?于是我就有了想了解的想法。

我就和学生们谈了想法,想要访谈他们。没想到他们非常配合,非常愿意。所以在此非常感谢他们。后来才知道,在采访最后一位同学的时候,她说:我一直期待你采访我,因为“我需要一个认知比我高的人指导我的人生”。

为了不耽误课程,我都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访谈,所以直到最后一天,只访谈了19位同学(17次,有一次是“小两口”,另一次是同组的两个人一起)。濮阳分校的同事非常好,为我们班配备了两个教室。我就在其中一个练习教室,对每位同学进行了15分钟左右的访谈。当然我承诺保护隐私,事实上,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名是什么,所以后续全部用化名。

略微有些遗憾的是,因为受访者们想要看这篇文章,所以我不得不省略了很多访谈内容,以免引起其它受访者的不适。

注:本文用AI整理和查找了了录音内容,效率非常高,但整个文字,都是纯手写,没有用AI辅助修改。

另注:因为明天开始上省面课,没有时间写,所以今天赶工,匆匆收尾。其实我还有一个部分完成了构思,但是实在无法平心静气去写。这一部分的名字叫“去山东,回河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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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濮阳,位于河南省东北部,是豫鲁冀省际交会处。在豫北平原的这座小城,时间的流速似乎与大城市截然不同。2026年4月,我在濮阳华图的一间自习室,记录下了19张年轻的面孔,记录下了他们的声音,记录下了他们的想法和疑惑。

有意思的是,录音文件上显示的是“开州中路”,濮阳华图所在的位置。它是一个真实的路名,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隐喻:年轻人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,面前是一条看似明确实则彷徨的道路—开往体制内的道路。

在平均15分钟的访谈里,“稳定”“家庭”“编制”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。但更值得思考的是,词汇背后有一套坚不可摧的价值逻辑:个人价值、家庭期待、社会安全感、体制内身份,融为一体,密不可分。本文试图穿透这些具体的职业选择与备考故事,去探究驱使这些不同个体走向同一条道路的无形却强大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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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体制是终极安全网

本次采访的第一个人,是学生们口中的“大哥”。他今年30岁—整个班里年龄最大的人。他穿着始祖鸟的鞋子,开着奥迪A6L来上课。

“大哥”家里是做烟酒生意的,据他说,是有两家公司的。在我代表所有人问他考书记员的原因时,他很坦然:

“我去年刚结婚,媳妇怀孕了,烟酒生意有风险,我还是想有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”,更直白一点说,“我做生意如果失败,最起码还能保证我们家有口饭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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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哥”成熟,所以有很现实的想法。但更多的学生远远没有这么成熟,但父母是相对成熟的。所以有一个从上海回到濮阳的女生说:

“我爸就有这种想法,让我去体制内,有一个稳定的…工作”。

她的父母是生意人,认为她作为一个女孩子,应该“以稳定为主”,以后最好的生活就是在濮阳有个“正经工作”。

在创业者(“大哥”)和私企从业者(上海归来女)的叙述中,市场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被反复提及。与之相对,“编制”“正经工作”“体制内”意味着即使收入不高,也拥有一张“保底”的、“不会突然断裂”的安全网。在经济增长放缓、部分行业波动加剧(烟酒)的背景下,这种底线承诺的吸引力被无限放大。

在整个访谈里面,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经商。除了经商就还有几个父母是体制内的。他们的倾向性更加明确。

一个河工大的学生,提到:“我考公都是被我爸我妈强行灌输的结果……你不能去外地,你只能考本地公务员……”

他最庆幸的一点就是,他女朋友为了不让他为难,作为一个洛阳人,考取了濮阳的选调生。毕竟他说,他父母在女朋友和本地公务员之间,一定会选择本地公务员。他非常感谢女朋友。

事实上,在我了解的一些其它公务员父母的理念中,子女考公似乎都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究其原因,主要还是编制不仅是一份工作,更是一种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身份。有不少受访者表示,体制内的工作“说出去好听”,“大哥”在班里教导其它同学时就提到:“公务员在相亲市场上非常受欢迎,或者说最受欢迎”。

甚至有女性受访者明确表示:“找男朋友啊?肯定首选体制内的”。编制成为婚恋筛选中的重要标准,关联着整个家庭的“稳定预期”。

当然受欢迎的不止在相亲市场上,更是在整个县城——受访者大多是濮阳下辖的范县、清丰县、濮阳县。所以在熟人社会脉络深厚的县域,这份“好听”直接关联着个人与家庭的尊严、社交资本以及婚恋市场的竞争力。

当父母作为公务员享受到了多年尊严的“体面”后,对子女职业选择的要求,就是对这一“体面”的自然靠拢与继承。

当然有的子女是会反抗,但经历反抗无效后,很快就会“怂了”“从了”,一是因为自身很难对抗父母,二是备考本身已经成为应对人生巨大迷茫的一种方式。“大哥”在采访的最后说到:“备考虽然累,但至少有个明确的目标…”

这种单一的、明确的目标,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对抗广泛性焦虑的心理结构。有目标,比在市场上、人生中面对无边无际的不确定性,在心理上更可承受。

更直白些:“我在备考”远远比“嗐,没事干”要更好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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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家庭的作用

我问了每个人的家庭背景。因为家庭是推动这一代青年走向体制之路最直接、最有力的规划者,甚至是执行者。

采访之中,我不止一次感叹:“你们的家长比我们的家长开明很多”。

一个学计算机的女生—因为父母不干涉才学的计算机—提到她家长的时候就说:

“就算我去私企他们也会同意,他们从来不强制干哪一行……”甚至她爸爸做的远远超出了一个生意人的觉悟: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你只要好好干,干啥都中”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……

还有不少受访者表示父母几乎完全支持他们的选择和理想。

但这些年轻的“开明”家长也会有一些小狡黠。“大哥”的父亲在支持他做自己的事时提了一嘴:

“你妈妈身体不好,你说万一家里出点啥事儿,你万一搁外地赶不回来咋办?”

本次采访的最后一位同学,是一个私立中学的初三“道德与法治”老师。她是第三天才来到班里的,因为前两天她没办法向新来的校长请假。

但在第一天讲试听课的时候,她妈妈来听课了,甚至做了很多笔记。坦白说,当我看到这个认真做笔记的满头花白的大姐时,我就想:她的孩子应该不被允许有自主性。

我跟这位道法老师聊了20多分钟—时间最长的访谈。正是这位道法老师说:“我一直期待您采访我……”

她说:“我妈对我考公务员非常固执,她说我考公是她的一个执念”。

我很快就理解了为什么她会期待采访,因为她被家长限制了思想,限制了其它的方向。她妈妈是公务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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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事实上,现在年轻的家长们,有这样直接控制和“执念”的并不多,起码在我访谈的这些同学家里,极少见。但即便是这样,看起来开明的家长们,却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深刻影响了子女的观念。

所以有受访者“自觉自愿”地说:“这个系统里,有人带路总比没人强”或者“先考进来,以后慢慢想办法转”之类的。

这是一种对体制运行规则的熟悉感,但他们的这种熟悉感并不是来自自身的实践或观察,更多来自于别人(父母)的传递,这使得子女在选择这条道路时,具有更低的信息成本和心理门槛,形成强烈的代际路径依赖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他们自己的“小家”。

在19位受访者中,有6位已婚人士。年龄最大的当然是“大哥”,年龄最小的应该是大约22-23岁结的婚(推测,比如有位受访者提到“毕业就结婚了”)。他们几乎都离开父母独自居住,且很明显地,男孩子更愿意脱离父母去照顾自己的“小家”。

有一个男孩,曾经在郑州工作,但因为在老家清丰县结婚,且新婚妻子又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病,所以他简单地描述了这个状态:“…因为我爱人突然得病,然后我就回来了…”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,但是前面的省略号,包含了一大长段他之前做了什么、想做什么、未来要做什么。但是最终一句话:“然后我就回来了”。

他对“小家”的责任心,或者说“小家”的未来决定了他的、他们的规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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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公是相对特殊的,就在于我们在谈家庭的时候,不仅仅是父母,还有自己的家庭。个人职业选择与对家庭的情感责任、经济责任深度捆绑,这使得脱离备考轨道、选择高风险路径,在道德和情感以及理性上变得异常困难。或者说,这里的“情感”本就是一种理性,而不是感性。

个人意志与结构压力的撕扯:理想与现实

新一代的年轻人更有资本去谈理想。

所以在19位受访对象中,有两位明确提出了:“做法律工作者,是我的理想。”巧合的是,这两位女孩子,都是初中老师,除了前面提到的道德与法治老师之外,还有一个更年轻的、23岁的数学老师。

不过她们稍有不同。道法老师并没有法学背景,数学老师具有法学背景,是一个法学本科毕业生。

数学老师在谈及理想的时候,几近落泪。她说:“我就是喜欢法律。”当我问她:“你是因为脑海里面幻想自己是一个女检察官或者是女法官的模样吗”的时候,她非常肯定:“没有。”

她说:“我就是单纯地喜欢法律,我就是喜欢凡事都争个对错”。

她认为书记员这个岗位在很大程度上“可以接近真正的法律”,所以如果这次能考上书记员,会“义无反顾地去上班”。然后考取法律执业资格A证,再去竞聘检察官助理或者法律助理。她的理想清晰且坚定:在法律系统内实现专业价值。

她是最接近传统“职业理想”的案例。但她的实现路径完全依赖于从书记员起步的体制内的阶梯,理想本身与对体制的依附无法分割。

相对来说,道法老师显得稍微不那么“纯粹”。

道法老师花了大量的篇幅去论证现在工作的不如意,谈新来的校长多么不靠谱,谈私立学校在县城的困境……

道法老师没有任何法学背景,但谈及对法律喜爱的理由,和数学老师几乎如出一辙:“我喜欢法律那种说一不二的感觉”。除此之外,她还很喜欢编辑文档、整理文书,喜欢总结、归纳这些物件。

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理由:“我不想再和小孩子打交道了”。我提醒她:事实上和小孩子打交道是最纯粹的,她却说:我不在意纯粹,我只是不想那么累。我很想告诉她:纯粹才不累,不纯粹才累。但想了想,换了另外一种表达。很多道理必须自己感悟到,才算数。

这是一种“逃离式”理想。她有对法律本身的热爱,但还掺杂了对现有职业环境的不满,将另一个体制想想为更具确定性和尊严的“应许之地”。

所幸的是,这两位老师的家庭(父母)都很支持她们的想法,这让她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减少了很多阻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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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司法系统是她们的终极目标,但却是另外一些同学的“跳板”。

受访者们大部分都参加了河南省考,一个在传统意义上比书记员考试意义重大得多的考试。至少有5名受访者表示,这次考书记员完全是“撞上了”,意思是,正好有考试,就报名了。

不少受访者表达得非常明确:要么最终是在家乡做公务员,要么考研。总之,书记员绝不是他们想要的岗位,甚至考上了也可能不会去上班。

这并非是他们没有理想,相反,他们的理想很明确,只不过不是书记员而已。

但就算不是书记员,也是乡镇岗、事业编、三支一扶……

所以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是:除了数学老师之外,他们的理想很少是进攻性的、开拓性的(创业、行业专家),而是防御性的。核心在于构建安全区:或者是抵御经济风险,或者是抵御社会身份焦虑,或者是抵御未来的不确定性。

理想从“我想成为什么”变成了“我想避免什么”,或者“我只能成为什么”。他们的理想图谱,揭示了新一代县域青年在结构性约束下的被动性适应。他们的理想被深深烙上了时代与环境的印记:在有限的选择空间内,将个人理想、家庭责任、社会期待和对安全感的极致追求,全部整合进“进入体制内”这一终极解决方案之中。

他们的故事,是关于理想如何被现实塑造,以及个体如何在强大的体制引力场中,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个“安全”的支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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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杂的焦虑

“如果现在让我再回去,我一定会考专升本。”一位大专生不无感慨。

“我第二次考研报高了,报的北大法学,差了4分。”一位考研失败的同学不无遗憾。

本次访谈的19个人中,有11个本科学历和8个大专(包含函授本科)。其中有两个属于“一本”,一个是河南工业大学,一个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,在河南省内属于很好的学校了。坦白说,即使在国考班和省考班,这两所学校都算是好学校。

另外的本科生,绝大部分的学校名字我没听说过,甚至不少同学自己都耻于谈及学校。有一些二本,比如郑州轻工业学院,以及大量的三本。

我以前曾经在信阳市固始县上过事业单位面试课,虽然没有详细调查,但闲谈中能够发现,大专生在县城青年群体中,是一个常态。

坦白说,在整个大学生择业体系中,大专生以及三本生,处在最底端。所以他们在择业的范围非常窄,很难在广阔的就业市场上寻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。

比如曾经在上海工作的女生,当时的月薪仅为4000元,这个薪酬水平在上海几乎就是最底层。尤其是对于对居住环境要求比较高的女生而言,可能维生都很困难。

但有意思的是,这种处于最底层的本应有的严重焦虑,一旦回到县城中,自然会消失不见。因为“回到了家里”,也就是回到了父母身边。

如最开始所说,他们用着苹果或华为手机,戴着苹果手表,脚踩AJ、始祖鸟、萨洛蒙,穿着骆驼的冲锋衣,在班里大声开着玩笑,理所当然地享受这一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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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小伙子说他名下有两套全款房,县城一套,市区一套,专门收租,两辆车,自己和爱人一人一辆,连物业费、水电费都是父母在交。而且还和朋友一起合伙做了小生意,每个月分红还有好几千。

父母的帮衬、极低的生活成本,使得哪怕书记员月薪只有2000多,哪怕乡镇公务员也不过3000块,但仍然是“白赚的”。

有对22岁结婚的小两口也坦言,他们的月薪每人只有1600元(差不多),这样的工作已经干了两年,但“无所谓,开心就好”的心态,让两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很淡然,甚至并不认为这就是“困难”。如果这次考不上,“对我们也并没有什么影响”。

受访者中有一个刚毕业的小男生,神采飞扬,常常猛然抬头甩他的刘海,练习的时候声音洪亮,充满着自信。他说:“我家里是让我全职备考的”,哪怕听起来他父母的工作好像并不“体面”。

相对来说,社会上那些本科生们、研究生们,独自闯荡大城市,反而更加焦虑。在写到此处的时候,恰好看到一个直播连线,一个30岁的女研究生苦恼于几年来辗转于北京、郑州、杭州,达到的最高月薪也不过7000元。这种焦虑,是生存的焦虑,也是自我价值的否定。

由此看起来,县城考生的焦虑似乎是虚假的,似乎是“何不食肉糜”。的确,家庭条件为这些同学提供了重要的缓冲,但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,去看待焦虑的多重来源。

焦虑来源于“体制”代表的身份与社会认可,焦虑来源于家庭责任与个人发展的冲突,焦虑还来源于学历短板与竞争压力,焦虑来源于个人理想与家庭期望的捆绑。

一个将近30岁的、已经结婚的“二哥”,是一个大专生。在谈及他周围的朋友都在从事什么行业时,他说有两个朋友在做体力活,但收入不错。谈及收入不错,“二哥”并没有什么羡慕,只是在说,“我还不到那一步”,不到干体力活那一步。如他所说,这就是“孔乙己的长衫”。

所以焦虑还来自于“放不下面子”,即便是大专,也总不能走到干体力活这一步。很多时候这个“面子”并不是自己的面子,而是家庭的、父母的、妻儿的“体面”。

他们渴望摆脱父母带来的家庭焦虑,他们认为父母的想法不切实际,或者太切实际;他们认为父母的认知甚至不如自己,所以他们渴望和外界的人(老师)交谈,正如道法老师所说:“我希望和认识水平比我高的人交流”。这是打破家庭焦虑的不得已的却是最好的手段。

家庭条件为一些县域青年提供了避免陷入绝对经济困境的缓冲垫,但同时也把他们卷入了一个由家庭期望、社会比较和体制身份共同构成的,更精细、更难以逃脱的压力网络之中。他们的焦虑,是从生存层面转移到社会身份与家庭责任层面的、真实的现代性焦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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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结论的结论

开州中路的19个声音有娓娓道来,有神采飞扬,有遗憾,有愤懑,有痛苦,有平常。但这些声音似乎共同论证了一个结论:对于县域普通家庭青年而言,在当下社会经济环境中,竭尽全力进入体制,是一种符合个体与家庭抗风险的“理性选择”。

之所以是“似乎”,是因为当谈及大学同学和周围朋友是否考公时,只有极少数(河南财经政法大学)提到了“非常常见”。剩余的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“不多”“很少”。

2025年河南省高校毕业生92万。从今年开始,报名年龄放宽到了38岁(1988年出生,约2011年毕业)。粗略估计,这15年来,河南的高校毕业生能够达到1000万人左右。但2026年河南省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24万,考公的比例的确处在极低的水平。

所以这些固定范围的样本,并不能完全代表县域青年的选择。但这些访谈的价值就在于:他们生动展示了家庭、地域经济、社会观念、心理安全需求如何共同编织成一张强大的“体制引力场”。

县域青年们并非简单的盲从者,而是在多元约束条件下进行艰难权衡的行动者。他们的故事,是一部关于在极其狭小的空间中,寻求最大安全感的当代生存实录。

开州中路,熙熙攘攘,川流不息,摩托车的轰鸣,电动车的鸣笛,红灯亮了又亮。如果我们的双眼能够倍速看世界,开州中路日升日落,每个经过的人像被操控的蚂蚁一样,家-单位-家,无限循环。但开州中路是中国无数县城的缩影,这里的抉择,回荡着整个时代关于安全与梦想的深沉回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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