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东去
第3章
01 / 城东修路
二〇〇四年春天，县城开始往东边修路。先搬过去的是县政府。几栋浅灰色的楼建在麦地中间，楼前铺了一个很大的广场。树刚栽下去，树干旁边绑着木棍。机关干部每天坐通勤车上下班，司机还是习惯把那里叫东郊。一下雨，没铺好的路上全是泥，车开得很慢。
后来又有消息，说实验小学也要搬过去。学校还没动工，路口先竖起了一块规划牌。旁边搭着售楼部，门口拴着红气球，下面挂着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：今天买城东，明天住城中。周慧兰第一次看见这句话，是去问宋嘉宁上学的事。
宋嘉宁五岁多了。棉纺厂家属院附近的小学，一个班已经挤到七十多人。最后一排的课桌顶着墙，孩子进出要侧着身子。厂里效益好的时候，子弟学校也曾经好过。后来厂里的人一批批走，老师也走了不少。
有人说，实验小学搬过去以后要建微机室，还要开英语课。售楼部的人又说，只要买了旁边小区的房子，将来孩子就能就近入学。房子每平方米七百多块，三室一厅，首付两万。晚上，周慧兰把售楼彩页摊在桌上。彩页上有喷泉、草坪和石子路。一个女人牵着孩子站在树下，旁边停着一辆黑色轿车。宋国良看了一眼。
“都是假的。”
“以后会有。”
“学校还没盖呢。”
“说是明年就开始招生。”
宋国良没有再说，低头继续算车行的账。
那几年，摩托车生意还不错。乡镇上的路越修越多，村里进城的人也多了。宋国良的店里常年摆着十几辆整车，旺季的时候，门口从早到晚都有人。隔壁的老刘却看上了电动车。
“立马的。”
他把厂家寄来的宣传册拿给宋国良。
“这个以后肯定行。不用加油，充一夜就能跑几十里。”
宋国良翻了几页。车子细，轮子也小，跑不快，更不能拉多少东西。他觉得乡下人未必喜欢。
“卖给谁？”
“机关干部，学校老师。”老刘说，“他们一天就是家里到单位，正好。”
旁边的门面快到期了。老刘想租下来，专门卖电动车，也劝宋国良跟他一起干。房租一年八千，再进一批车，两万多块钱也就差不多了。两万块钱，可以交房子的首付，也可以再开一间店。
周慧兰问：“嘉宁上学怎么办？”
“学校还没盖。”
“等盖好，房子也不一定是这个价了。”
“现在买了，钱就全压进去了。”
“孩子上学就这几年。”
“生意也是这几年。”
周慧兰没再跟他争。她去里屋把宋嘉宁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找出来，叠好，放到床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出来了。
“你小时候为什么能上厂里的学校？”
宋国良的手停了一下。他父亲当年进棉纺厂，三个孩子都跟着进了子弟学校。厂里有医务室，有澡堂，也有食堂。那时候家里人说，只要进了厂，孩子以后就不用愁了。现在厂门口还挂着原来的牌子，里面已经空了不少。
房子最后还是买了。交首付那天，宋国良把钱装在一个黑色塑料袋里。售楼员数了两遍，开了一张收据。纸很薄，印章还没有完全干。宋国良对着上面的数字看了一遍，把收据折了折，放进贴身口袋。走到门口，周慧兰又问：
“收好了？”
他隔着衣服拍了一下胸口。两个人出了售楼部。后面的麦地还没有收，远处已经立起了几栋没有封顶的楼。
02 / 电动车来了
老刘很快就把旁边的门面租了下来。
半年后，第一批立马电动车运到了县城。最早来问的，果然是机关里的人和学校老师。机关里的人先问牌子，再问电池，最后问有没有内部价。学校老师问得更细。一辆车能看三四趟，第一天自己来，第二天带爱人，第三天再把同事叫过来。有个女老师看中了一辆红色的立马。
“隔壁说比你这儿便宜一百五。”
老刘说：“他们那个电池跟这个不一样。”
“那你送什么？”
“车筐和锁。”
“雨披呢？”
“雨披要加钱。”
“打气筒总得有吧？”
最后，老刘少了二百块，又送了车筐、车锁、雨披和打气筒。女老师骑出去以前，又回过头说：
“以后换电池，也得给我便宜。”
“到时候再说。”
人走远以后，老刘把计算器按得很响。
“买辆车，恨不得把我这个店也带走。”
宋国良正蹲在地上收工具。
“老师都这样。”
“哪个样？”
“钱不是没有，就是不能觉得自己吃了亏。”
后来，那位女老师又带来了三个同事。老刘见她们进门，还是赶紧搬凳子、倒水。县城开始管摩托车噪声以后，电动车卖得更快了。几个机关单位也不让摩托车随便停在办公楼前，很多人骑着自行车来换电动车。每天放学以后，老刘店门口都停着几辆自行车。老师们围着新车问电池、刹车和保修，一桩生意常常要谈一个下午。宋国良有时过去帮忙。
晚上回家，周慧兰问：“卖得好吧？”
“还行。”
“后悔没有？”
“后悔什么？”
“没租那个门面。”
宋国良把手上的油洗干净。
“他做他的，咱住咱的。”
第二天早上开门时，他还是会往旁边看一眼。老刘换了新招牌，比原来的高，上面印着一辆银白色的电动车。
03 / 公务员还要考试
那一年，郑州的一间旧办公室里，也到了几箱新货。不是车，是书。纸箱从北京发来，外面捆着塑料带。程慧丽拿剪刀拆开，一本一本地数。书有行测，也有申论。最下面还有一摞《公共基础知识》。买这种书的人最杂。有的是准备事业单位招考，有的是参加某个单位自行组织的考试，还有人拿着一张已经被折过几次的招考启事进来，问自己到底该看哪一本。有一次，一个中年人把启事铺在桌上。
“就考这一门，公共基础知识。”
程慧丽接过来看了两遍，从纸箱下面抽出一本书。
“那就先看这个。”
“公务员也看这个？”
“你这个不是公务员招考。”
对方又低头看了一遍启事。
“反正进去都有编吧？”
程慧丽没有接这句话。
那时候，很多人说不清公务员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人员究竟有什么区别。他们只问工资是不是财政发，工作是不是长久，以后能不能退休。办公室不大，三张桌子靠墙摆着，传真机放在最里面。纸箱没有地方放，只能沿着窗户往上摞。下午下雨，窗边漏进来一些水。程慧丽发现时，最下面的纸箱已经湿了一块。她叫了两个人，把书全搬出来。湿了的书不能马上装回去，只能摊在桌上晾。何志远拿起一本，翻了几页。
“这么多，得卖到什么时候？”
程慧丽说：“北京发多少，河南就得接多少。”
“周末去学校。”
“学校让进吗？”
“先去看看。”
几天以后，何志远和两个同事提着书去了几所高校附近。校门外已经站了不少招工的人。河南本地的单位不多。一家机械厂只招两名技术员，专业要求写了好几行，待遇一栏空着。学生问工资，对方说要等面试以后再谈。旁边广东来的企业摆了三张桌子。电子、机械、财会、管理都要，招聘简章上列了十几个岗位。有的岗位一次招二十人，有的写着提供宿舍。负责招聘的人拿着一摞登记表，填完一张便再递出一张。几个学生围在那里商量。
“你去不去？”
“去看看。”
“那么远。”
“先去了再说。”
旁边有人说自己已经签了深圳，语气很“平常”。另一个人问还有没有岗位，他把手里的招聘简章递过去，让对方自己看。何志远等人少了一些，才把书从编织袋里拿出来。起初没人停。后来一个男生拿起行测，翻了几页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
“公务员考试用的。”
男生又翻到后面。
“公务员还要考试？”
“现在是公开招考。”
“学校没说过。”
“公告要自己看。”
男生把书放回原处。
“我已经签工作了。”
“去哪儿？”
“广东。”
他说完便走了。又有两个女生停下来。其中一个看见封面上的“国家机关”几个字，问是不是机关到学校招人。何志远解释，不是招聘，是卖考试教材。
“公务员考试？”
“对。”
另一个女生笑着碰了碰同伴。
“你想当官啊？”
“我就问问。”
“以后当领导了，别不认识我。”
两个人说笑着走了。离开前，先问话的女生又回来拿了一张宣传单，折了两下，夹进书里。中午，保安过来，让何志远把东西收起来。
“校门口不让摆摊。”
“我们是考试教材。”
“卖书也不行。”
何志远只好把书重新装进编织袋。袋子很沉。他提到公交站，中间换了两次手。
后来，他们去找学校就业指导处。走廊里贴满了招聘信息。上海、苏州、深圳、东莞，几乎都是企业。办公室门口摆着一摞就业协议书，不断有学生来问签字和盖章的事。就业处的老师听完来意，看了看中衡的宣传单。
“你们是来招聘的？”
“不是。想办一场公务员考试讲座。”
“培训讲座？”
“先讲招考政策，也讲一点考试。”
对方把宣传单放在桌上。
“学校一般不替社会机构做宣传。”
“讲座可以免费。”
“免费也不好安排。最近教室都给招聘会和考研辅导用了。”
何志远问：“能不能让辅导员通知一下？”
对方摇了摇头。
“这个学生不一定感兴趣。你们自己联系吧。”
他们没有拿到教室，也没有拿到辅导员的联系方式。
出门以后，一个同事说：“学校都不管，学生怎么知道？”
何志远把剩下的宣传单重新装进包里。
“先找学生。”
04 / 十几个人的讲座
过了两个星期，他们通过一个学生社团借到一间教室。学校不出面，也不统一通知。帮忙的学生在宿舍楼下贴了几张纸，又在自己的班里说了一声。讲座那天下雨。原来说能坐六十人的教室，只来了十几个人。负责讲课的老师从外地坐火车来，晚点了一个多小时。开始时有十七个人。等了半个小时，走了三四个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一个男生接完电话，也走了。剩下的人坐得很散，前两排空着，最后一排倒坐了三个。何志远先上去讲招考政策。下面很快有人问：
“专升本能报吗？”
“要看职位要求。”
“我家里说县里有个单位招人，是不是这个？”
“得看招考公告。”
“考上就是干部吗？”
何志远停了一下。
“录用以后是公务员。至于做什么工作，看具体单位。”
最后一排有人笑。
“还真准备当官。”
坐在他旁边的男生说：“我就是来听听。”
“你连书都买了，还听听。”
男生把桌上的书往本子下面挪了挪。老师赶到时，裤脚都湿了。他把行李箱放在讲台旁边，喝了几口水，便开始讲。有人听了十几分钟就走了。也有人一直坐到最后，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题型名称全抄了下来。讲座结束，学生陆续离开。教室里剩下几个矿泉水瓶，还有一张写错了电话号码的登记表。
程慧丽问：“留了几个电话？”
“五个。”
“有人报名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何志远把登记表折好，放进包里。
“下次再说。”
程慧丽看了一眼门口。那个把书藏到本子下面的男生还没有走。他站在走廊里打电话，声音很低。
“我没说一定考，就是先看看。”
他说完挂了电话，又回到教室。
“这个班多少钱？”
05 / 搬进新房
二〇〇七年秋天，宋家搬进了新房。售楼彩页上的喷泉没有出水，草坪也没有那么绿。楼下还是泥地，遇到刮风，窗台上很快就落一层灰。宋嘉宁有了自己的房间。房间不大，放下一张床、一张书桌和一个衣柜以后，剩下的位置刚够她转身。她把奖状贴在墙上，又在桌角放了一只塑料笔筒。
搬家以后，宋国良买了一台电脑。显示器后面鼓着很厚一块，开机时嗡嗡响。装宽带的人来过两次，第一次说线路还没通，第二次才接好。班里的孩子已经开始用QQ。有人家里有电脑，每天放学就把QQ挂上；有人只能星期天去网吧。课间里，大家问谁有几颗星、几个月亮。宋嘉宁注册以后，挑了很久的头像，最后选了一只眼睛很大的小猫。周慧兰规定她每天只能用半个小时。有时她刚把头像换好，时间就到了。她的新班主任，正是当年在老刘店里买红色立马的那位女老师。宋国良第一次去开家长会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回家后他说：
“就是她。买辆车看了四趟。”
周慧兰问：“教得怎么样？”
“听说挺负责。”
“那不就行了。”
女老师开家长会时讲了很久，说家长要重视孩子的习惯，要多陪着读书，有条件的可以买一些课外读物。宋国良坐在后面，听得很认真。
散会以后，女老师认出了他。
“你是卖摩托车的吧？”
“是。”
“你姑娘挺聪明，就是上课有时候爱说话。”
“回去我说她。”
“别光说，也得多陪她。”
宋国良点点头。
走出教室时，外面已经黑了。学校门口停着一排电动车，其中有好几辆是老刘店里卖出去的。
06 / 奥运会开幕
二〇〇八年八月八日，北京奥运会开幕。宋国良提前关了车行。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。宋嘉宁趴在茶几上写暑假作文，题目是《我的理想》。
周慧兰问她：“以后想做什么？”
宋嘉宁咬着笔。
“还没想好。”
“老师没让你们说？”
“有人写科学家，有人写老师。”
“那你也写老师。”
“我不想当老师。”
“那你想当什么？”
宋嘉宁没有回答，继续看电视。
同一个晚上，中衡河南分校的人也在教室里看开幕式。墙边还有几箱没卖完的书。桌上放着下一期课程的报名表，已经有二十多人交了钱。老师还没有定下来。
程慧丽问：“总部回话没有？”
何志远摇了摇头。
“说明天再定。”
“下周就开课了。”
“再等等。”
电视里开始倒数。十，九，八，七。有人把教室里的灯关了。
那几年，县城还在往东修路，许多年轻人已经坐上了往南的火车。中衡河南有了牌子，有了书，有了教室，也有了愿意交钱来听课的学生。只是还没有自己的老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