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打车的时候，我在司机的信息页面上看到一个标识：中共党员。
我这段时间打车不少，以前应该也坐过党员司机的车，只是没有注意过。今天看到以后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就专门了解了一下，发现这件事属于“两企三新”党建工作。
本文就谈谈这个“两企三新”党建工作，以及我的一些想法。
不过，在解释“两企三新”以前，我先大概谈谈什么是党建。我们经常说党建党建，可是到底什么是党建？为什么要党建？我想不少人只会用概念去解释概念，说一些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的“高大上”的词句，但这不够，所以就借这篇文章，聊聊这些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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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说到党建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开会、学习文件、上党课、过组织生活、发展党员，或者开展一些主题活动。
这些当然都是党建工作，但这些只是党建的具体形式和载体。
那党建是什么？
党建就是党围绕自身开展的一系列建设和完善活动。这里要注意“自身”，也就是说，党建是对内的，党建的对象是党员，而不是对外的。
一个政党也是一个组织。既然是组织，就要不断解决自身的问题：它要吸收什么样的人，怎样教育和管理自己的成员，怎样建立各级组织，怎样形成纪律和制度，怎样纠正内部的问题，又怎样让自己的成员按照这个组织的目标去行动。
党员的数量会增加，党员的构成会变化，社会环境也会变化。一个成立了一百多年的大党，要想长期保持组织能力，就必须不停地建设自己、调整自己、完善自己。
当然，党建工作包含很多内容，这里只引用，不细说：
党的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。党章中讲党的建设，也包括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，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。
稍微简单解释一下（可看可不看）：
思想建设，解决的是党员怎么认识自己的身份，为什么入党，应该相信什么、坚持什么；组织建设，解决的是党员由谁联系、由谁管理，在哪里参加组织生活，怎样把一个个分散的人组织起来；作风建设，则要落到党员平时怎么工作、怎样面对群众、遇到利益和困难时怎么选择。纪律建设是给党员划出不能越过的边界，制度建设则是把前面的要求固定下来，不能完全依靠一个人的自觉。
当然，这只是最简单的解释，各项建设之间也不是完全分开的。一个党员愿不愿意亮明身份，是思想认识的问题；亮明身份以后能不能认真服务群众，又涉及作风；他长期游离于组织之外，则说明组织建设还没有跟上。
所以，党建首先是党在建设自己。
至于开会、学习、发展党员、建立支部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都是为了完成这个目的。
把这一点想明白以后，再看“两企三新”，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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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两企三新”党建是什么？
“两企三新”党建主要指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、非公有制企业以及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、新就业群体开展的党建工作，核心目标是实现“党建强、发展强”。这项工作由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指导，旨在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，解决新兴领域“组织找不到党员、党员找不到组织”的难题。
总结一下：
所谓“两企”，指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；所谓“三新”，指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。这些组织和群体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，也是基层党建正在重点解决的新领域。
前面的几个概念多少还有点抽象，新就业群体就很容易理解了。
网约车司机、外卖骑手、快递员、货车司机、网络主播等，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人。他们中的很多人依靠平台工作，工作时间、地点和劳动关系，都和过去传统单位里的职工不太一样。
过去我们谈党建，很多时候是依托单位开展的。
党员在机关、学校、国有企业或者工厂上班，工作地点固定，同事也相对固定。组织关系放在哪里，平时到哪里参加组织生活，谁来教育管理党员，都比较清楚。
党员每天和领导、同事一起工作，表现得怎么样，周围的人也看得见。
现在社会结构变了。
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民营企业、平台企业、社会组织。他们没有固定办公室，也没有一群每天见面的同事。今天在这个区接单，明天可能去了另一个区；有的人同时在几个平台工作，和平台之间也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单位关系。
这些人里面当然也有党员。
但是他们的组织关系放在哪里？谁知道他们是党员？平时谁来联系他们？到哪里参加组织生活？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问题，又能去找谁？
以前一个党员从这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，组织关系跟着转过去就行了。现在一个网约车司机可能每天都在城市里跑，却说不清自己究竟属于哪个固定单位。
组织找不到党员，党员也找不到组织。
这就意味着，传统的党建工作出现了一些够不着的地方。
“两企三新”党建，说到底就是社会上出现了新的企业、新的组织和新的就业群体，党的自我建设也要延伸过去。党员已经到了这些地方，党组织就得想办法找到他们、联系他们、教育管理他们，也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。
不是党建工作的目的变了，而是社会变了，党员工作的地方和生活的方式也变了，原来的办法不完全够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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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两企三新”党建工作看起来是创新，但说到底，还是过去党建要做的那些事情：把党员找到，把组织建起来，该学习的学习，该管理的管理，该服务的服务，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发挥作用。
只是具体办法要变化。
第一步当然是把党员找出来。
一些党员进入民营企业或者成为网约车司机、外卖骑手以后，没有及时转接组织关系，也不愿意主动亮明身份。组织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他自己也长期游离在组织之外。
所以有些地方通过平台企业、行业主管部门、街道社区一起摸排党员，有的开展“党员找组织、组织找党员、党员找党员”，让原来没有被发现的流动党员重新和党组织取得联系。
找到以后，还要考虑怎样建立组织。
人数比较多、条件成熟的企业，可以单独建立党组织。比如联想、京东，以及……华图，都有自己的党组织。
而如果一家企业党员太少，可以和附近几家企业联合建立；外卖骑手、快递员可以依托站点、街道社区建立流动党支部；网约车司机可以依托平台企业或者合作企业组建；货车司机跨区域流动，就可以依托货运平台、交通部门或者货运集散地建立联系。
建立组织以后，教育管理的方式也要调整。
让一个整天接单的司机，每个月在固定时间赶到一个会议室坐两个小时，当然不现实。
所以一些地方把线下活动安排在司机之家、骑手驿站，也通过线上党课、夜间课堂、车厢微党课等方式开展学习。过去在固定单位里比较容易完成的事情，现在需要适应这些人的工作节奏。
这就是党建创新。
当然这也只是方式上的创新。
但“两企三新”不是，也不应该只把开会的地点从会议室换成驿站，把线下课程换成线上课程。如果最后只是换了活动形式，党建的内容没有真正进入党员的工作和生活，那么这种创新的意义也不会太大。
而如果想要进入党员的工作和生活，就需要前面讲的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了。那么怎样在他们每天真实的、复杂的工作场景中完成这些建设？
司机页面上显示“中共党员”，就是把党员的思想、作风和群众监督，放进了司机每天接单的过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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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当然知道，很多人在申请入党的时候，目的不见得都那么单纯。
有人确实有理想、有信仰，也有人觉得入党只是对自己的工作和发展有帮助；有些人成为党员以后，也不见得每天都有特别强烈的党员意识。
这当然不奇怪。党员也是普通人，入党以后不会突然变成完人。
就像我经常用的一个例子：那些解放军战士，真的个顶个都是思想成熟、意志坚定、品德高尚吗？
我看未必。
他们入伍以前也是普通年轻人，甚至还是孩子。他们有的勤快，有的懒散；有的勇敢，也有的胆小；有人从小就想当兵，也有人只是听从父母安排，或者觉得当兵是一条不错的出路。说不定有些人在家里连自己的被子都懒得叠。
但是为什么解放军会给老百姓留下那么好的印象？为什么发生洪水、地震的时候，很多年轻战士敢往危险的地方冲？为什么他们到了群众家里，会主动帮忙，干完活还要把东西收拾好？
这里面当然有部队的训练、纪律和教育，但是那身军装和军人的身份，肯定也在发挥作用。
甚至是更大的作用。
一个人穿上军装以后，就知道群众在看着他，战友在看着他，部队也在看着他。
普通年轻人表现不好，别人可能只会说这个小伙子不怎么样；穿着军装的人表现不好，别人却会问，解放军怎么这样？
他代表的已经不只是自己。
所以原来有点懒散的人，也会把腰挺起来；原来脾气比较大的人，也会把火压下去；到了危险面前，心里当然也会害怕，但是看到没有人冲，就会觉得自己是一名战士，必须首先站出来。
我是一名解放军，我必须站出来。
来对得起这身军装。
有时候不是一个人已经完全达到某种标准，才给他一种身份。也可能是先拥有了这个身份，再慢慢按照这个身份的要求约束自己。
党员也是一样。
要对得起这个身份。
而且，这种身份发挥作用，并不只是因为党员自己看见了，也因为群众看见了。
我们当然知道，一些群众对党员、对党组织的某些具体工作可能有意见。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党员表现不好，甚至违背党员要求的情况。群众对此不满意，完全可以理解。
但有一件事情恐怕很难否认：当很多普通群众看到“中共党员”这四个字时，心里仍然会自然地产生一点信任。
这不是说群众会因为一个标识就放弃判断，也不是认为只要是党员，就一定不会犯错。只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，我们掌握的信息很少，看到他公开亮明党员身份，会觉得这个人大概愿意多承担一点责任，也更愿意接受监督。
就像受灾群众听说解放军来了，心里往往会突然安定下来。
他们未必认识来的每一名战士，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名字、经历和个人素质。但是那身军装出现以后，大家会觉得有人来了，有办法了，希望也跟着来了。
这种信任不是一句宣传口号能够硬塞进群众心里的。
口号当然可以反复喊，但是群众最后信不信，不看你怎么说，还是看你做过什么。党在长期发展中做过什么，党员在战争、建设、救灾和各种困难面前怎样选择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。
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。
“党员先上”并不是写在横幅上才有的。洪水来了，谁先上堤；道路断了，谁先进去；遇到急难险重任务，谁先报名，谁在最困难的时候留下来，这些事情一次次发生，才慢慢形成了群众对“党员”这个身份的认识。
当然，不是每一次都做得完美，也不是每一名党员都能做到。但一个群体的社会形象，本来就不是由一句定义形成的，而是由无数人在无数具体事情中的表现积累起来的。
这是一种信任，而这种信任是珍贵的。
在普通的打车过程中，开车开得好，乘客觉得这个司机不错；服务态度不好，乘客骂的也只是司机本人。党员身份既没有被别人看见，对他自己也未必形成多么强烈的提醒。
现在平台把“中共党员”直接显示在司机的信息页面上，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。
乘客在上车以前已经看到了，司机也知道乘客已经看到了。
他开车稳不稳，遇到老人愿不愿意多等一会儿，乘客拿着大件行李时愿不愿意搭把手，发生分歧以后能不能把话说得客气一点，可能都会和这四个字联系起来。
当然，一个标识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变好。
但是当他准备和乘客争吵的时候，可能会突然想到，乘客知道我是党员；遇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本来想装作没有看见，也可能觉得，既然身份已经亮出来了，还是帮一下吧。
人本来就会受到身份、环境和别人目光的影响。
当这些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普通人，把党员身份展示出来以后，可能会自然地挺起腰，也会自然地低下头。
挺起腰，是因为觉得自己代表着一种身份，有一点荣誉感；低下头，是因为知道自己不能只顾个人痛快，要控制脾气，要去做符合党员身份的事情。
所以亮身份这件事，看起来是给别人看的，最先被提醒的可能还是自己。
而这本身也是党建工作的一部分，是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。
所以思想建设并不一定都发生在课堂里。一个标识、一枚党徽、一句公开承诺，只要能够让党员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，并按照这个身份约束自己的行为，都可以成为思想建设的载体。
作风建设也不是只在出现严重问题时才开展。司机开车是否平稳，和乘客说话是否客气，遇到老人是否愿意多等一会儿，这些小事也是作风。党员的作风，最后还是要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让群众感受到。
把身份从名册里拿出来，放进党员每天工作的场景里，就为这些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抓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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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两企三新”党建做好以后，作用当然也不会只停留在党组织内部。
比如在非公有制企业里，党组织可以帮助协调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，了解员工诉求，稳定队伍，也可以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。
在社会组织中，党组织可以帮助明确发展方向，规范内部管理，把专业人才和社会资源组织起来，参与养老、助残、救助等公共服务。
新就业群体则有另外一些特点。
网约车司机、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每天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他们去过的小区、街道和商户，可能比很多基层工作人员还多。哪里道路积水，哪里的井盖坏了，哪个消防通道经常被堵，他们很容易发现。
现在一些地方让党员骑手、党员司机担任网格员、信息员或者社会工作观察员，在接单途中发现问题，顺手进行反馈。
很多朋友其实在申论材料中经常遇到类似的主题：骑手和外卖员参与社会治理。
在这里我想再详细讲讲骑手和外卖员参与社会治理的好处：
如果要求骑手专门停下来，填写一大堆表格，完成复杂的流程，那当然是在增加负担；如果只是在送餐、送快递时发现明显问题，顺手拍张照片、发条信息，成本并不算太高，却可以让城市治理增加许多双眼睛。
这些司机和骑手本来就在城市里到处跑，也本来就能发现许多问题。过去这些观察大多停留在个人那里，即使想反映，也不知道该告诉谁。建立起比较稳定的联系以后，这些零散的信息才有机会进入基层治理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让党员司机、党员骑手参与城市治理，并不是另外给他们创造出一种能力，只是给他们原本就有的观察和经验，增加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渠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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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个问题。
“两企三新”党建不能只想着怎样管理这些人，也要考虑组织能够为他们做什么。
过去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组织向党员提出要求：党员要参加活动，要完成任务，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
这些要求当然没有问题。
但是网约车司机、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本身也有很多现实困难。
网约车司机每天在路上跑，停车、吃饭、休息都不方便；外卖骑手受到平台算法、送达时间和评价机制的约束，遇到恶意投诉，有时不知道去哪里解释；一些流动党员的组织关系长期没有着落，到了一个陌生城市，也不知道附近的党组织在哪里。
党组织既然要找到他们，也应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。这是义务，也是责任。
现在很多地方建立了司机之家、骑手驿站，提供饮水、充电、休息、热饭、法律咨询等服务。有些地方还在处理劳动报酬、职业伤害保障、社会保险、平台算法和职业发展等问题。
假如只有需要党员参加志愿服务、文明创建和基层治理的时候，才想起城市里还有这么一群人；等他们吃饭难、休息难、维权难的时候，却又找不到组织，那么所谓党建工作很可能只覆盖了一张党员名单。
组织向党员提出要求，党员也应该能够从组织那里得到帮助。
否则，一个人就算在名册里进入了组织，也可能找不到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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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这名司机并没有表现得多么特殊。
他没有主动告诉我自己是党员，当然更没有一路给我讲什么大道理，只是正常开车，把我送到了地方。像普通司机一样。
但是我猜，他每天看到自己的页面时，说不定会稍微提醒自己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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